刘少奇曾在毛泽东于1945年前往重庆进行谈判、1949年底至1950年初访问苏联，以及1953年底至1954年初休假于杭州并主持起草宪法之际，三次临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陈云的经历与刘少奇颇为相似，他在1954年底至1958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离京出访期间，四次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代理职责。长期以来，公众对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经历较为熟悉，相关文章也相对丰富。然而，关于陈云代理国务院总理的事迹，公众的了解却相对有限，相关文献也相对较少。本文将简要概述陈云四次代理国务院总理的经历，旨在展现其对新中国建设所做出的显著贡献。

一、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赴广州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深入研究之际，陈云同志首度肩负起代理国务院总理的重任。

步入1954年，我国首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持续推进。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组建由陈云担任组长的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编制小组，成员共八人。4月，编制小组经过严谨细致的测算以及反复的研讨与修订，向中央提交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9月，正式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提交中共中央进行讨论与审批。

为从纷扰的日常事务中抽身，专注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的审阅，周恩来同志于10月底至11月初，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一同离开京城，抵达气候宜人的广州。在此，他们投入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对草案初稿进行了反复推敲与修订。在离京前夕，即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自11月1日起休假，以便全身心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研究。在此期间，陈云同志将代理总理职务。

在陈云代理总理期间，他主持了一件颇具意义的工作——即于11月15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关于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会议。会议深入探讨了五年计划草案中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以及地区布局等多个关键议题。与会者不仅包括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涵盖了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伊始，陈云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随后会议便正式展开讨论。在为期十多天的会议中，与会者按照五年计划草案的章节顺序，逐一发表自己的见解，部分同志甚至多次发言。讨论氛围热烈，议题众多，其中石油、农业、交通三个问题引起了最广泛的关注。陈云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共同站在中南海紫光阁的门前。

“我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极大，仅靠人造石油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他还表示：“目前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请求苏联派遣大量成套专家团队来协助我们进行勘探。”“将资金投入到邀请苏联专家团队进行勘探是一项明智之举。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不能仅依赖石油局一己之力。地质部应当纳入规划，将资源重点转向石油地质领域。早做总比晚做好，燃料部和地质部应与专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石油问题在国防和经济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的第一个农业五年计划并未能如期完成，我们若要实现五年内粮食产量增长24%的目标，亦面临重重困难。”有人声称我国在恢复时期农业增产超过了50%，但那仅是恢复时期的情况，且数据估算可能并不精确。过去两年，粮食增产的计划也未能够实现。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若发现无法达成目标，便应及早调整策略，重新规划。

在讨论交通问题的会议上，滕代远与李运昌分别就铁道部及交通部对“一五”计划草案中铁路交通部分的修订意见进行了详细汇报。陈云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两点关键性的结论：（一）“交通问题的核心在于投资。”他建议财政部和计委仔细研究，明确哪些项目应纳入计划，哪些应暂缓考虑，并区分其重要性。同时，对于陇海、同蒲两条铁路的投资规模，财政部和计委需进行精确计算。目前提出的20万亿旧币（当时10000元折合1元，作者注）的预算显然过高，实际所需及可投入的资金量，还需进一步核实。（二）陈云对一波同志提出关于铁路质量问题的看法表示赞同，强调若质量把控不严，将受到后世子孙的指责。鉴于未来新建铁路多位于沙漠和山区，技术难度更大，因此“确保质量”至关重要。这些观点对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11月24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一同乘坐火车，从广州北上。26日，火车抵达武汉，他们在车上聆听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就长江流域规划及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的详细汇报。27日，当火车途径郑州，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又听取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关于水土保持与黄河治理工作的报告。最终，于28日抵达北京。与此同时，陈云首次担任代理总理的职责圆满结束。

二、在1955年周恩来同志出席亚非会议之际，陈云同志再次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代理职责。

为开拓外交新篇章，为新中国建设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周恩来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率领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4月6日，国务院举行第八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就参加亚非会议事宜所作的汇报。会议批准了他提出的参会方针与代表团名单，并决定在周恩来出国参会期间，由陈云代行总理职务。翌日，代表团从北京启程赴会。

在担任代理总理职务期间，陈云亲自主持召开了多场国务院会议。

4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汇报会议。会上，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地方工业部管理范围、工作任务、组织编制及1955年工作重点》的文件，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1955年工作要点》。同时，会议对国务院制定的涉及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范，以及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相应规定，给予了原则上的认可。

1955年12月9日，陈云同志于北京会见了杰出的农业劳动模范。

4月21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审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玺提交的《关于第二次全国省（市）计划会议的报告》过程中，陈云强调：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超过50%的工业原料源自农业。然而，农业在前两年并未实现既定计划，农业欠收将对工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尚无法满足工业的需求，因此，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紧张。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报告，以及《关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简要总结与1955年工作计划要点》的报告。

5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汇报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印度方面对我国提出索取西藏河流水文资料及建立雨量观测站的要求，并就此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决策。

4月2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的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顺利抵达昆明。在短暂休整数日之后，5月3日，代表团乘坐飞机，途径成都、西安、广州等地，并在这些城市进行了短暂的停留。最终，于7日11时左右，他们安全返回了北京。与此同时，陈云同志第二次担任代理总理的职责也随之圆满结束。

三、在1956年年末至1957年初，周恩来总理外出访问亚洲与欧洲的十一国时，陈云先生第三次肩负起代理国务院总理的重任。

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等亚欧十一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此次行程历时近三个月，跨越十万八千里路，是继日内瓦会议与亚非会议之后，新中国外交领域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此期间，陈云同志第三次担任代理总理一职，肩负起国家政务的重任。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陈云身兼国务院代总理重任，连续两次召集国务院全体会议，并频繁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高效处理了一系列国家要务。会议重点围绕1956年国家预算的调整、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基本建设投资的精简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

12月18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的报告》等文件。在会议发言中，陈云强调，财政预算及现金流动必须保持平衡，任何失衡都可能导致问题，故不应出现赤字，并应保持一定的结余。工业与农业的发展需兼顾并重，“农业对工业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工业的发展不能忽视农业的需求而任意行事。因此，我们制定的建设规模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不可盲目追求规模”。此外，对于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当天，陈云亦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国务院关于编制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指示》。

“我的观点是，有足够的材料就使用135亿元，材料不足则相应削减，不足多少就削减多少。”

1956年11月26日，朱德同志与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共同会见了工会代表。

“过去我们过于关注基本建设，而忽视了生产。应当首先保障必要的生产，其中民生需求应得到优先满足，有剩余的财力再用于基本建设，这样即便基本建设有所冒进，风险也相对较小。物资的保障应以生产为首要，剩余部分再用于基建，基建项目中哪些重要，再做具体分析。过去的分配原则与此恰恰相反。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可以避免东欧国家所犯的错误。”

2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第四十二次全体会议。这标志着陈云在代理总理职责期间，第二次主持此类会议。在此次会议中，与会者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等相关决议文件。陈云在发言时强调，相较于编制“一五”计划，编制“二五”计划的优点在于积累了更多的经验；然而，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各项比例关系的调整难度更大。他以一间屋子作比喻，指出“一五”计划时期房间尚空，容纳数人无碍；而“二五”计划时期，房间内人已满为患，若安排不当，必将导致碰撞。因此，编制“二五”计划的标准应高于“一五”时期，需深入分析“一五”时期存在的矛盾，总结其经验，并深入研究“二五”计划中恰当的比例关系。

1957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圆满结束了对亚欧十一国的友好访问，踏上归途。翌日清晨，他抵达了昆明。在昆明及重庆稍作休整，共度一周时光后，于2月12日午后返回了首都北京。至此，陈云同志第三次肩负起代理总理的重任，任期也随之告终。

四、在1958年，周恩来同志出访朝鲜之际，陈云同志第四次肩负起代理国务院总理的重任。

1958年2月14日，应金日成首相的盛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朝鲜，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事宜展开磋商。与此同时，陈云同志第四次肩负起代理总理的重任。

鉴于代理总理一职仅为期一周，加之陈云当时境遇亦不佳，因此在此期间，他所主持的国务工作相对有限。

自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批评之后，陈云便陷入了困境。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综合平衡的构想提出质疑，指责财经部门未向中央政治局及时通报情况，并对“朝夕谈论市场与库存”的现象表示不满，这显然是对陈云的直接批评。此外，在会议之外，毛泽东与李富春、李先念及薄一波三位同志的交谈中，也明确指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陈云。然而，由于陈云当时正外地疗养，未能亲临此次会议。

南宁会议落幕之际，中共四川省委的首席书记李井泉迅速抵达重庆，于1月28日与29日向陈云同志详尽汇报了南宁会议的动态。随后，2月1日陈云同志抵达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的首席书记柯庆施亦向他阐述了南宁会议的核心内容。

面对当前的局势，陈云的安心疗养变得愈发艰难。一周后，他决定结束在上海的休养，返回北京。抵达京城后，陈云继续关注并听取有关南宁会议的传达，着手准备对反冒进问题的反思。周恩来向陈云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南宁会议的概况。李先念亦就南宁会议的内容，与陈云进行了单独的交流。2月15日晚，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三人再次与陈云会面，共同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经过此番经历，陈云对南宁会议的细节有了全面掌握，并对检讨反冒进问题形成了初步的思想准备。2月16日的清晨，陈云向毛泽东写信，恳请安排一次会面。当日下午，他们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谈。

1958年夏，陈云考察兰州。

2月18日，陈云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对反冒进政策进行自我批评。陈云坦言：“在南宁会议期间，关于反冒进问题，我们曾犯下一些‘方针性的错误’，这其中包括了我的责任。”他以实例说明：“对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我们投入过多，职工人数和工资支出亦然，这些做法基于错误的判断。”“我们未能正确认识到这些问题、错误和弊病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例问题。”“与此相关，我在1957年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对平衡问题的看法存在偏差，犯了右倾的错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衡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过于关注物资的平衡，忽视了从增产和群众中寻求平衡的积极途径，这种错误属于消极思维。”“这种方针性的错误在财政、贸易、物资供应等领域均有体现，尤其是在我负责的范围内。因此，我必须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主要责任。”

“我认为这次必须制定具体措施，以改变现状。”

本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核心议题，在于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并就反冒进问题进行深入批判。鉴于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肩负出访朝鲜的重任，陈云同志便承担了在会上对反冒进进行自我检讨并接受各方批评的主要责任。

1958年2月22日，周恩来圆满完成对朝鲜的友好访问后，重返北京。与此同时，陈云先生亦圆满结束了其第四次担任代理总理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