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冬，辽东大地寒意正浓，一场本应按照既定轨迹收尾的战役，却因一份突如其来的指令，在营口这座海滨城市意外地被按下暂停键，继而又戏剧性地重启。当一方严格遵守协议，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选择停火，另一方却将此视为反扑的绝佳机会。这场特殊的攻防战，不仅仅关乎战术得失，更是一场对指挥官战略眼光和纪律的严峻考验。

1945年11月9日，清晨十点刚过，国民党军精锐的第25师，这支此前在关内战场未尝败绩、被蒋介石誉为“千里驹”的部队，其一个团的兵力从滚子泡地区向北做出佯动。他们试图以此迷惑我军，掩护主力部队悄然向营口方向突进，目标直指这座东北重要的港口城市。

就在敌军展开佯攻的同时，我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的第四团，早已在西腰屯村附近设下伏兵。他们精确地捕捉到了敌军的动向，并对蒋军第25师第73团的两个连发起了迅猛的伏击。双方激战了四个多小时，枪声、炮声在村落上空回荡，最终，我军成功歼灭了这股进犯之敌。

然而，战斗结束后，我四团于当日下午四时按计划撤回海城。与此同时，我第一旅也进抵大石桥进行休整，准备迎接后续的战事。次日，即11月10日，国民党军第25师主力部队长驱直入，顺利占领了营口市，完成了他们的初步军事部署。

蒋军师长李正谊对于此次顺利占领营口显得颇为自得。他认为，此地已基本掌控，无需投入过多兵力。因此，在11月13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5师的主力便开始向北调动，只留下了第73团的一个加强营及少量留守人员，由营长吴占林率领，负责守卫营口。

吴占林，这位年轻的营长，对于能够镇守营口这样重要的城市，内心充满了莫大的荣耀感。他显得异常自负，认为凭自己手中的这点兵力，完全可以凭借营口坚固的工事，以少胜多、以点守面。当日上午十时，他召集部下，详细地布置了防守计划，将市公署、警察署以及名为“青林馆”的制高点，作为核心防御支撑点。

暗流涌动，攻城谋划

在吴占林得意洋洋地进行防守部署的同时，我军指挥官吴克华将军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攻城事宜。他召集了各旅、团领导，对营口之敌的兵力部署和地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吴克华判断，敌军仅留一个加强营守卫，显然是自不量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

攻城会议上，我军高级军官彭嘉庆对士气进行了鼓舞，强调了此次战役的重要性。吴克华的参谋刘参谋则详细宣读了具体的攻城部署：我军将集中第一旅的警卫营和第一团，第二旅的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及第三、第五、第六团作为预备队，确保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11月13日傍晚六时，一切准备就绪。我军第一团团长胡润生，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率领第一营作为主攻部队，率先出发，剑指营口城。与此同时，第一团政治委员张继璜则镇守中军，负责指挥调度和后续支援。

晚七时，胡润生所部准时发起了攻击。他们如同潮水般迅速扫清了市郊的零星守敌，直扑营口城区的核心防线。警察署，作为敌军外围的重要据点，在我军猛烈攻势下，迅速被突破并占领，为后续的城市攻坚战打开了通道。

在攻势进展中，我军很快又攻占了企亚烟草公司。与此同时，第二团政治委员车学藻率领的部队在攻占敌军据点“青林馆”时，意外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显示，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北调，营口城内仅存一个加强营。车学藻立即将这一关键情报上报给纵队指挥部，这进一步证实了吴克华将军此前的判断。

此刻，我军对国民党伪市公署形成了严密的包围之势，胜利似乎已触手可及，只待一声令下，便能将这座城市彻底解放。

突来停令，敌军困惑

然而，就在11月13日深夜十二点，我军部队正准备对伪市公署发起最后的强攻之际，一份突如其来的命令犹如一道霹雳，划破了营口上空的宁静。这是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3日签订的停战令，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吴克华将军在接到这份停战令后，尽管内心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但他深知停战协议的重大意义。为了严格履行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他当机立断，下达了让部队立即停止进攻并撤退的命令。第二旅第四团开始撤出战斗，而第一旅的部队则被要求坚守原地，以防意外。

我军的这一举动，无疑让敌方守军感到极度困惑。在他们看来，我军明明占据优势，胜利近在眼前，却突然停止了攻势并开始撤离，这究竟是何意图？是不是我军正在耍什么花样？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军为何会在如此关键时刻，突然停止进攻。

这份停战令对我军而言，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在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关头，选择遵守协议，放弃唾手可得的战果，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觉悟，更需要极大的战略定力。然而，我军指挥层选择了后者，展现了对和平协议的尊重和对战略大局的把握。

困兽反扑，重燃战火

1946年1月14日凌晨两点，国民党守军营长吴占林，在收到停战令并观察到我军停止进攻并有部分撤退迹象后，他没有将此解读为我军遵守协议的表现，反而将其视为一个“灵活变通”的反击“良机”。他认为我军是战略上的软弱，或者正在进行战术调整，此时正是他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

吴占林当即命令麾下的守军发起反攻击，试图利用我军因停战令而产生的空档，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在深夜的寂静中，国民党军突然从市公署等据点向外发动了突袭，企图扭转战局。

我第一旅的部队，虽然在遵守停战令，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面对敌军突然的反扑，他们迅速做出了还击，毫不迟疑地投入到战斗中。旅长杜光华当即命令第一团和第二团重新部署，从海关、邮局以及“青林馆”等方向，再次向伪市公署发起压缩攻势。

我军的反应速度和战斗力，远超吴占林的预料。第一团团长胡润生所部迅速占领了海关和邮局，切断了敌军的外围支援和退路。与此同时，第一团政治委员张继璜所部也步步紧逼，直接向伪市公署的核心阵地推进，将吴占林及其残部再次逼入绝境。

吴占林眼见大势已去，但他仍然负隅顽抗，退守到市公署的二楼，继续做着最后的抵抗。他或许还在期待援军，又或许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但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枪响楼头，胜负已定

在激烈的攻势中，吴占林为了了解我军的进展情况，不顾危险，探头出窗外进行观察。就在这一瞬间，我第一团团长胡润生，这位经验丰富的战场老兵，果断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枪声响起，弹无虚发。吴占林应声倒下，被胡润生当场击毙。敌军指挥官的毙命，瞬间瓦解了守军的最后一丝抵抗意志。他们的精神支柱坍塌，士气全无，战斗迅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我军部队随即突入伪市公署，迅速扩大战果，清理了残余的抵抗力量。整个战斗过程干净利落，没有给敌军喘息的机会。

1946年1月14日清晨五时，在吴占林被击毙的短短几个小时后，营口市的战斗宣告彻底结束。随着最后一股抵抗力量的瓦解，营口市宣告解放。此次营口战役，我军最终毙伤俘敌达1759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笔者以为

营口战役的胜利，不仅仅在于军事上的成果，更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复杂多变的内战格局中，战略定力与对协议的遵守，往往比短视的“灵活变通”更为重要。吴占林营长将我军遵守停战协议的战略行为，误判为可以利用的“空档”，最终因为其固执己见和战术上的失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军在胜利前夕毅然停火，又在敌军反扑后迅速反击，展现的则是高度的军事素养和政治纪律性，这使得营口这座城市最终得以在我军手中获得解放。这场特殊的战斗，成为国共内战初期，我军在遵守大局和把握战机之间寻求平衡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