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高饶事件引发爆发。

1955年4月5日自去年起，我自上海市公安局调任至北京中央公安部任职，转眼已满一年。遗憾的是，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等案件牵连，我不幸被公安部专案组拘捕。

恰逢此日，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头条位置，目睹了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圆满落幕的消息。报道中披露了高岗因参与反党联盟而自尽，以及饶漱石被剥夺了党籍，并永久开除出党。

翌日晚，公安部某位副部长与我进行了交谈，要求我务必详尽交代上海市公安局涉及特务等问题的相关情况。我原本天真地认为，或许是专案组对情况尚不甚了解，导致了误判。毕竟，这些情况公安部领导同志们都是知晓的。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在巡视上海期间，对上海市公安局在针对敌对势力开展隐蔽斗争时运用特务手段的做法进行了关注。已有定论，既认可其成就，亦指出其不足与错误之处。此外，他返回北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报告，其中评价上海表现出纠正态度的态度尚可。已纠正。在1952年，公安部领导曾针对一个具体案例，直面指出我在工作中是否有所顾虑，显得过于谨慎。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经过数日的严苛审问，两名年约四十的男子随后加入，从他们的言谈间，可明显感知他们并非来自公安部。其一说：“饶漱石与潘汉年承担了错误的路线责任，而扬帆则是这场风波的主谋，你则是执行者。”

解放上海初，“以特反特”作为针对敌人隐蔽斗争的策略与手段，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并已获得市委会议的肯定与认可。其实，饶漱石之所以采取此行动，是依据中共中央1943年发布的文件指示所规定的。

关押600天。审讯员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们已确认潘汉年为“内奸”，而扬帆则是“奸细”。我惊得不敢相信。

1961年3月，我于报纸上瞥见一则消息，提及政府特赦了若干战犯，其中包括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以及特务康泽等人均已获得释放。然而，我的案件却依旧悬而未决，这不禁令我怒火中烧，以至于忍不住喷出满腔热血。即刻致信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却未见回应。直至五一佳节，我再次提交报告，翌日便获释。经过长达6年零1个月的监禁，我最终因涉嫌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的指令，以及犯有“包庇反革命”的罪行，而免于被起诉。

1963年，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亦重获自由，被安置于北京团河农场居住，过着半自由的生涯。扬帆拒不认罪，仍囚禁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 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与董慧分别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相继离世。历经27年的漫长岁月，我国首例共和国冤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02

历史颠倒之谜

在解放上海的早期阶段，潘汉年同志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同时身兼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和书记要职。自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以来，我才得以与他建立工作关系，然而，他的名字我早已敬仰在心。

1938年，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役，那时我还是个新兵。一位战友突然好奇地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大使是谁吗？”我顿时愣住了，无法给出答案。他笑着调侃我：“潘汉年同志受我党委派，与福建地区的实力派人物陈铭枢、蔡廷锴进行谈判，实质上，他堪比苏维埃在福建人民政府的‘驻外大使’。”

1943年，我有幸在淮南解放区的黄花塘军部参与了整风学习。潘汉年同志为华中局及军部的干部们进行了辅导报告。报告中对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挫折后，因左倾机会主义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入剖析，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启发与教育。在那段日子里，每当晚餐过后，我常前往黄花塘，总能看到陈毅军长与佩戴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同志，他们在田野间漫步，热烈地交谈着。这些珍贵的回忆，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49年5月，解放军以全国胜利的雄浑气势，挺进上海（陈毅同志豪言壮语）。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身兼副市长重任，日常事务纷繁复杂，然而他才华横溢，日理万机，处理问题果断干练，面对困境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井井有条，游刃有余。在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充满挑战的日夜，引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上海，中国最大城市，面临敌对势力。嘲讽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宣称：“共产党只擅长治理农村，对于城市的管理却无能为力。”尤其在这座享誉东方的繁华都市。旧时的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我国的桥头堡，亦曾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核心所在。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以及毛森等特务系统，便涵盖28个主要单位，特务人员众多。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以及盘踞交织的蒋家残余势力和黑社会势力。

面对这等错综复杂的局势，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此举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思想觉悟，亦消除了部分错误的理解与认知。

华东局明确提出，我们应首先在思想上明确界定依靠对象、团结力量以及斗争对象这一核心问题。强调指出，自进城以来，务必坚定地依托工人阶级的力量，紧密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努力争取更多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加入。为与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展开斗争，若此问题处理失当，必会导致原则性错误。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上海的局势尤为错综复杂，社会改造工作需循序渐进，务必明辨是非，权衡利弊，稳步推进。若处理不当，将导致策略上的失误。

华东局强调，我军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虽能获得民众的热烈支持，然而在思想与政治层面，民众的准备尚显不足。鉴于此，我们进城后不宜急于进行社会改造，以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进城初期，我们需着力完成以下三项工作：（一）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残余，稳定民心，确保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安宁。（二）接管并妥善管理国民党的相关机构。（三）迅速恢复并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以及交通运输的重建。

潘汉年同志坚定贯彻方针。

当时，我们的处境依旧充满挑战。尽管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但在美国的支持下，它仍不愿接受失败的命运，对上海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800万蒋军中，大部分已被消灭，剩余的反动势力四分五裂。其中一部分销声匿迹，另一部分却依然疯狂破坏，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经济罪犯嚣张跋扈，扰乱金融秩序，哄抬物价。

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

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

这一切，无疑为上海这个积弊重重的城市带来了全面接管、整顿与复兴的巨大挑战。然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都未能得逞。在这座城市中，无论是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还是知名的各界人士，均未遭受敌人暗算。

在持续的攻势中，敌人接二连三地崩溃，纷纷向我军投降。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生活重归安宁，生产活动亦逐渐步入正轨。这一重大胜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制定的英明政策方针，同时也与陈毅市长及其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杰出领导密不可分。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对于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卓越成就，始终铭记于心。在那个充满战斗的岁月里，他频繁地审阅军警关于治安和保卫工作的汇报，并迅速作出精准的指导。他不仅及时给予指示，更时常亲临前线，亲自指挥反间谍斗争。比如，在对抗反革命特务分子的斗争中，鉴于当时我们面临敌情不明、群众尚未广泛动员以及力量尚未充分组织的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其核心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举措是正确的。

为确保7月6日举行的我军入城仪式及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节前开展一场全市范围的全面搜捕行动，并在此背景下，于瑞金路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与会者包括市委、市政府、军队、公安、法院以及工会、青年团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由潘汉年同志主持。在会议中，潘汉年同志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指出其打击面过于广泛的问题。寄望于单靠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就能彻底根除上海地区的特务和反革命破坏分子，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若采取切断交通、逐户搜查的措施，民众的强烈反响在所难免。我们绝不能重蹈国民党时期扰民政策的覆辙。他着重指出，此次搜捕行动需目标清晰，制定出详尽的行动计划，同时确保搜捕范围不宜过广。

在六月，市公安局社会处对潜伏于上海各隐蔽角落的国民党特务所设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清剿。同志们通宵达旦，奋战不息。翌日，汉年同志亲临社会处，接见了那些出色完成任务的同仁。他既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与慰问，又对我们进行教育，提醒我们不应仅满足于破案，而应提升反间谍斗争的整体水平。

在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与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辛勤工作。

邓葆光，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临近解放之时，我们迁往香港，将重要的图书资料悉数转移。借助邓的女友吴嫣（化名吴丽丽）与邓保持联系，为其铺路搭桥，最终成功将他争取回来。潘汉年同志和扬帆同志亲自接待了他。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邓成功地将超过一百箱、总计万余册的珍贵图书资料归还给了祖国。其中，不乏珍贵的善本和孤本，其价值不言而喻。获周恩来总理赞誉。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与罗隆基，曾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软禁，被拘押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其生活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高度监控。军统曾企图对张澜、罗隆基图谋不轨，幸得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力保，方才未能得逞。（杨伟，受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所影响）。在解放之后，党中央邀请张、罗二人前往北京，共商国家大计。阎受担心因自身历史问题而遭排斥，坚决要求一同前往；而张、罗二人也坚持要将闽锦文一同带往北京。潘副市长亲自出马，投入了大量精力，认可阎某对他们的贡献，并对阎某进行了细致周到的安置，这才妥善解决了此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国制造的蒋介石飞机接连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以及江南、英联船厂等地进行无差别轰炸。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市公安局全力投入，于1月26日迅速侦破了由台湾派遣至沪、频繁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在“二六”轰炸事件发生的次日，潘副市长果断将罗炳乾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了对我国造成重大危害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徐松坚被一举抓获。在市公安局举行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亲自莅临，为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汉年同志始终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给予深切关注。1950年7月，社会处首期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等同志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潘汉年同志更是多次与培训班干部共进晚餐。技术侦察部门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全年埋头苦干。潘汉年同志也特地前往探望他们。

03

潘汉年遵循党路线

我仍保留着1950年3月22日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发表的讲话记录，不妨在此摘要重温一番。

汉年同志在深入剖析国际国内局势之后明确指出：上海成功克服了因美蒋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困境，实现了生产的恢复与秩序的稳定。为确保五百万市民的生计，粮食公司不惜以低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向市民提供粮食。他着重强调了把握大局、遵循政策的重要性。在工人与老板的冲突中，资本家未必会认为只是部分工人未能理解，反而可能会对政府的政策产生疑虑。他指出，虽然中国大陆的解放主要依靠军事手段，但内在的政治因素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法八章》的发布，对于解放全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政策特别关照起义人员，因此，众多原本的旧部得以留存，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宝贵机会。然而，这些因素亦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特务暂时存续的客观条件。他指出，欲击败敌手，必先深知其习性；欲超越敌手，则需借鉴其优点。对于敌人所采用的、对我方有益无害的方法，我们可以采纳；而对于那些不适宜的举措，诸如肉体折磨、残酷的刑讯，反动势力视其为独门秘籍，我方断不可行。

公安部门的首要职责，便是严厉打击那些公然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对于携带短枪、炸弹的城市破坏分子和特务团伙，一旦发现，务必追根溯源，力求将其彻底剿灭，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以免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阐述稳步推进的策略时，他强调，无论面对的任务多么艰巨，环境多么复杂，务必详尽地了解现状，绝不可急躁行事。反动势力的活动往往容易激发我们的急躁情绪，导致采取过于急促的措施，从而可能无差别地打击，造成范围过广的牵连。“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随意捕捉，捕捉后却未及时清理，实乃不当之举。如此一来，真正的敌人往往得以逃脱，而那些无辜者却成了受害者。在战略布局之中，他秉持“精确”、“稳健”之核心，辅以“果敢”之决心。力求精准打击，需先洞悉敌情，诱使敌方深入，待其意图对我方造成破坏之际，务必予以坚决回击。

他以实例说明，对于流氓斗殴事件，人们往往只偏好于进行表面的处罚，却未能认识到，唯有揭露背后的势力，才能真正化解矛盾。

他简洁地总结道：自上海解放以来已过去九个月，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执行基本方针的过程中，树敌的数量并不算多。

他特别指出，随着我们从农村踏入城市，工作的性质和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转变，与阴暗面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更容易陷入堕落与腐化。再加上我们手中握有权力，更易触犯政策。他严肃告诫，绝不能以权谋私，侵犯民众的利益。他最后对老同志们强调，务必在自我提升的道路上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另一次场合，他尖锐地指出，我们习惯于埋头苦干，却忽略了以实际情况为教材，以此教育并提升群众。他指责我们未能更高效地实施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有机结合的策略。在许建国局长的面前，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中，众多案例未得到及时的依法处理。他严肃地警告道：“若不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你们这些公安局长将面临处分之虞。”

反思过往在内部清查运动中采取的以逮捕代替调查的做法，完全忽视法治原则，导致大量冤案、错案和牵连无辜的事件发生，这不正是偏离正确路线，走向对立面的严重后果吗？！

当然，在彼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提出的这些正确见解，难免会遭到部分“左倾”人士的误解，被视为偏向于右翼立场。事实充分证明，汉年同志精准的意见在上海的执行过程中，为建国初期上海公安保卫工作赢得了显著胜利与卓越成就。

04

上海镇反运动指挥者

1951年1月，随着上海市启动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工作，市委组织召开了一次区委书记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潘汉年发表讲话，强调了对国民党员的区分至关重要，需将他们划分为参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时期和叛变革命后不同阶段的成员。此举旨在提升干部们的历史素养和政策理解能力。

自中央发布镇压反革命的指导方针以来，潘汉年同志受命于市委，具体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参与的运动。在接连召开的会议上，他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错误，明确指出上海先前虽重视对特务的打击，却忽略了那些浮出水面、罪行昭著、民怨沸腾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他强调，党委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主要领导要亲自负责，并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冬季防范工作相结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他提出，公安机关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与基层工会紧密协作，对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予以嘉奖。

他指出，为有效遏制滥杀无辜，我们成立了巡回法庭，旨在公正审理案件。遵循毛主席关于大力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我们吸纳了民主人士参与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此举不仅采纳了各方意见，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公众深入理解了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坚定政策，进一步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对镇反运动的广泛支持。

他亲自出席了在普陀区举办的公审大会，对犯下滔天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与陈小毛进行了公开审判。受害者们的激愤控诉通过电台传遍了全市，其影响力之深远，令人瞩目。

潘汉年同志实际肩负着上海镇反运动的核心指挥重任。

05

恢复历史真相

汉年同志在党的文化事业、统一战线领域，尤其是在深入敌后隐蔽战线的斗争工作中，贡献了卓越力量。

陈毅同志曾引用过一句至理名言：“泰山之所以巍峨耸立，正是因为它不拒土壤，方能成就其崇高之姿。”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之际，当怀抱宏大的胸怀，凝聚一切应当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深谙从战略视角洞察统一战线在革命胜负、国家兴衰中的关键作用，这充分表明他不仅深刻领悟了马列主义的精髓，而且擅长将其巧妙地应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在解放前后的岁月里，众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及知名学者专家，在他的感召下，自海外陆续返国。他擅长凝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的力量，调动所有积极因素，齐心协力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汉年同志博学多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造诣，其逻辑思维缜密，分析问题深入透彻，言辞精炼，令人敬佩。他自行撰写文章和报告。某次，华东地区与上海市共同举办了一场旨在清理中层及基层干部的会议。原本预定由饶漱石发表报告，但遗憾的是，他因事未能出席，只得临时请潘某代为演讲。我们提前为潘某准备了一份演讲稿供其参考，直至会议临近，方才将其送达。他仅来得及浏览了几个段落标题，便匆忙走上讲台。当时，我们内心深感愧疚，担心迟送的讲稿会影响到他的报告效果，然而得益于他平日对实际情况的深刻洞察与精确把握，他即兴发表的报告显得尤为精彩，赢得了广泛赞誉。

1951年，适逢鲁迅先生忌日，汉年同志在繁忙之中撰写了纪念文章《鲁迅杂文的斗争性》，并于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位兼具学者与市长身份的人物，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

汉年同志投身革命事业较早，曾身担诸多要职，为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然而，他对身边的同事与勤杂人员始终保持着谦逊与和善，毫无架子，待人宽厚，态度亲切，未曾有人目睹他动怒或态度恶劣，因而赢得了众人的深深敬爱。“晚餐过后，我打算去公园漫步，但不禁自问，为何要跟随警卫员同行？这不仅容易引起旁人侧目，亦使我与大众有所隔阂。”

汉年同志始终秉持着对干部培养的深切关怀，尤其关注青年干部的茁壮成长。他对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颇为严苛，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特殊化待遇。然而，我们应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磨砺与提升。在公安局的讲话中，他细致入微地提醒大家，务必保持仪表整洁，以符合文明城市的标准。他对干部的不足与失误，始终秉持严格批评的态度，然而，他始终怀揣着与人为善的初心，以团结为出发点，通常以启发和疏导的方式来进行指导，力求避免触及同志们的自尊心。效果佳，干部拥护。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洗清了冤屈，确认并赞扬了他的历史贡献，赋予他应有的公正评价和荣誉，读完消息，不禁让人心生感慨，泪水夺眶而出。二十余载的沉冤终得昭雪，那长期积压于我们心头的巨石，终于得以尘埃落定。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再次矗立在人民面前，其英名必将铭刻于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驻于人民的心田。

作者简介

王征明，1923年，春风拂过江苏徐州的土地，我于四月降生。转眼间，1938年的1月，还未满十五岁的我，便毅然加入了八路军的学兵队。1943年，我担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的副科长，肩负起了保卫军部情报工作的重任。

1949年五月，我率队率先进入上海，与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会面，并嘱托陆大公为我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及处长，同时兼任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我被调至公安部二局工作。

1954年4月5日，昔日助力扬帆的助手王征明，遭受秘密拘捕，被控指使潘、扬二人，通过“以特反特”策略，企图庇护特务与反革命分子。他先后两次身陷囹圄，在监牢中度过了超过十三年的岁月。在狱中，因极度的悲愤之情，他两次遭受精神分裂的折磨。

在潘汉年、扬帆冤案得以昭雪之后，1983年，公安部为王征明做出了最终的复查结论。王征明返回上海，随后被任命为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的副主任。到了1985年，他又被调至市公安局担任咨询委员会委员。年终之际，他以正局级的身份光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