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如今成了一片被围困的土地，这里正在上演着最原始的生存挣扎：饥饿。自去年十月七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全面围困后，粮食与基本物资供应被切断。数据显示，近四成人口连续数日无食，超过五十万民众濒临饥荒，九成六的人处于“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

这片土地上，鲜活的生命正日渐凋零。巴勒斯坦卫生部报告，迄今已有超过五点四万人丧生，其中儿童就占了一万七千人，另有逾十二万人受伤。

然而，这场人道危机，正催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击”。一种是巴西总统卢拉掀起的外交风暴，让以色列尝到了被国际道义围困的滋味。另一种，则是远在大洋彼岸，美国民间团体以亲身绝食，体验加沙人民的求生极限，以此向自己的政府施压。

国际法院对“种族灭绝”案的审理被推迟至二〇二七年，联合国援助车队也屡遭阻挠。这些看似脱离传统轨道的激烈反抗，究竟是无力的呐喊，还是正在酝酿一股改变现有游戏规则的全球合力？

卢拉掀起外交浪潮

去年，巴西总统卢拉公开将加沙的惨状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此言一出，立即在外交界掀起轩然大波，以色列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

紧接着，巴西正式宣布退出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官方理由是“财政问题”，但这普遍被外界解读为巴西对以色列政策的明确不满和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

巴西此举绝非一时情绪化。卢拉政府此举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巩固其左翼选民基础，同时积极重塑巴西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巴西正试图摆脱传统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转而加强与金砖国家、中东、非洲及拉美地区的联系。退出IHRA，正是其构建独立话语体系的象征性一步。

这并非孤立的外交行动。巴西此前已联合南非，共同向国际法院（ICJ）起诉以色列涉嫌犯下“种族灭绝罪”，这无疑是外交与法律层面的组合拳。

尽管该案的审理被推迟至二〇二七年，但此番诉讼已在道义和法律层面，对以色列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并挑战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美国老兵的饥饿抗争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美国“退伍军人和平组织”发起了一场“为加沙绝食”的行动。从今年五月下旬开始，持续到六月底，全球约六百人响应。

参与者们每日仅摄入大约二四五卡路里的热量，这在医学上被明确定义为“饥饿饮食”。他们以此亲身体验加沙人民的生存极限，试图以肉体的痛苦，唤醒公众对远方苦难的关注。

玛丽·凯利·加德纳，一位参与绝食的美国教师，她的行动尤其触动人心。她表示，美国纳税人的钱被用于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她看来这构成了种族灭绝，这让她感到极度痛苦。

加德纳希望通过亲身体验，更深刻地理解加沙人民的苦难，也以此纪念她反战的越战老兵父亲，继承其反战遗志。

凯西·凯利，作为“World BEYOND War”董事会主席，也加入了绝食。她讲述了巴勒斯坦阿拉·纳贾尔医生家族的悲惨遭遇，强调绝食体验根本无法与真实恐惧相比。

迈克·费尔纳，此次行动的共同组织者，也是“退伍军人和平组织”前全国主任，他认为绝食是一种比举标语更直接、更强烈的抗议方式。这是对战争摧残生命的愤怒表达，矛头直指美国政府。

“遮羞布”下的汇流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这些抗议时，美国与以色列主导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开始运送援助物资，试图以此缓解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

然而，联合国及多个人道组织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公开支持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工作，强调其长期以来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实际上暗示，GHF等替代方案，不仅可能违反国际法，也根本不足以满足加沙的巨大需求。泄露的联合国备忘录更是直言，GHF的设立是一种“系统性转移注意力”的策略。

这种“替代性援助”被普遍视为一块“遮羞布”，旨在平息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围困政策日益增长的愤怒。甚至有报道称，GHF援助点曾发生伤亡事件，进一步引发争议。

正是这种“伪善”的援助模式，让巴西等国的官方外交抵制和美国民间的道德抗议找到了共同的靶心。两种看似独立的抗议形式，在此刻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这种上下联动的压力，正在将围绕加沙危机的博弈，从军事冲突层面，提升到了道义和法律层面的全球性审判，并进一步孤立了美以两国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

笔者以为

文章开篇提到的两种“饥饿”抗议，绝非孤立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双重围困——道义上的围困与外交上的围困。

这场围绕加沙的全球博弈，其真正的战场已超越了地理边界。由国家（如巴西）发起的战略挑战，和由公民（如美国老兵）发起的道德拷问，正汇合成一股重塑国际秩序的潜在力量。

未来加沙的命运，或许不再仅仅由安理会的决议或大国的军事实力决定。它更取决于这种全球联动压力能否持续，以及它如何预示着未来国际关系的图谱，将由更多元的主体共同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