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漫步历史巨匠之间：师哲口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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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丨师哲 [曾任毛泽东同志的俄文译员，中央编译局的首任局长]

李海文 [党史研究员] 整理

01

首次见毛主席

启程自莫斯科之际，共产国际为我们精心准备了两大箱各式美食，包括奶油、奶酪、各类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香烟和酒水等。旅途中，周恩来同志提议我们摒弃西式饮食，转而享用中式餐点。此建议迅速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然而，一些长期在国外生活的同志对此表示疑惑，认为携带这些食品前往延安，岂不是如同将重石背负上山？

翌日拂晓，恩来同志亲自对食品箱进行了细致的查验，随即便对我说道：“请将这两箱食品移交给警卫员，由他们转送至杨家岭（毛主席的居所）。

此刻，我方才豁然开朗，敬爱的周副主席始终牵挂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虽说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从中窥见恩来同志崇高的品质。人们常言“以小见大”，而这句俗语在此处恰如其分。

重返延安，重归离别十五载的祖国怀抱，我踏上了这片家乡的土地。日复一日，耳畔响起那久违的乡音，每一处都流露出亲切与熟悉，同时亦带着几分新奇，让我心潮澎湃。祖国啊，我离您而去的时间过于漫长！如今，正是我该为您的繁荣贡献力量的时刻。

我热切期盼着与毛泽东的早日相聚。在苏联，每当人们提及中国红军，毛泽东的名字总是与之紧密相连。在任弼时的办公室，我首次目睹了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他头戴八角帽，身着军装，身材魁梧，年轻且英姿飒爽，眼神深邃，自信满满。尽管我不好意思出声询问，但内心确信这就是众人景仰的毛泽东。那一刻，我深感无比的振奋。我们党终于拥有了可以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胜利曙光已现。

后来，我得知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它是由斯诺在陕北所摄，共产国际委托苏联驻外大使馆以四千美元的价格购得。

自从投身共产国际的岗位，我与众多中国同仁的交往日益频繁。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与各项工作的推进中，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表述：“为了毛泽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的名字已然成为了革命精神、斗争意志与胜利果实的象征。对于任弼时，人们尊称他为毛泽东深信不疑的伙伴；而周恩来则被誉为毛泽东的使者与全权代表。

今日，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降临。那是在1940年3月底的一个午后，周副主席与我同行，一同前往杨家岭拜访毛主席。杨家岭乃中央军委的驻所，而毛主席则担任着中央军委主席的重任。春光和煦，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安详地在窑洞前的土坪上散步，见到我们的到来，他立刻面带微笑，快步走来，与周副主席热情地紧握双手。

随后，周副主席将我引荐于他面前，我紧紧握住他那宽厚而温暖的手，内心充满了激动。毛主席那明净慈祥的面容上洋溢着笑容，他既亲切又和蔼，还带着几分幽默。察觉到我略显紧张，他风趣地调侃道：“你的面容颇有某某的风采，举止更是像极了某某。”

“这些人物他（指我）并不熟悉，因此自然难以领会。”

主席问：“你是哪里的？”

“韩城人。”

“哎呀，原来您与司马迁同乡。”这话语宛如一双灵巧的巧手，瞬间便捕捉到了我们对话的焦点，激起了我心中层层叠叠的思绪。

随后，毛主席谈及龙门位于韩城县境内，并追溯了“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这句诗的由来；他描述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直至韩城县的延伸；他还阐释了黄龙山得名的缘由，包括其山势、土壤和特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同样隶属于黄龙山山脉。我忍不住插话道：“自小我便听闻长者言，‘黄龙山乃是土匪藏身之地’。”

主席微微一笑，带着几分幽默道：“杨虎城将军同样出自黄龙山。”随后，他细致地询问了我的身世、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尽管我们初次见面，他却已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毛主席与我初次交谈时的一番话语，让我深刻感受到他的豁达开朗、博学多才、思维敏捷，以及那博古通今的深厚底蕴。

除此之外，我愈发感受到主席的这一席话语蕴含着更为深邃、丰富的内涵，亟需我深入体悟与理解，然而当时却难以言明其具体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毛主席的交往中，我渐渐领悟到，这份意义源于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为革命斗争的需求，对待每件事都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勤奋好学，勤于探讨，遇事追根溯源，力求透彻明白，绝不停留在表面。他擅长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正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洞察入微，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主席的风范与我所见过的其他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豁达、开明的人，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坚定的自信。

在这日，毛主席举行盛宴以庆祝张鼎丞的新婚之喜，周恩来同志、我以及几位同仁共同作陪。由此，我有幸与张鼎丞夫妇相识。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同志陪同主席及张鼎丞夫妇等贵宾，一同前往中央党校的礼堂观影。该片及微型放映设备均为周恩来同志自苏联引进，其亲自操作进行播放。我在现场负责口头翻译工作，放映的电影是《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周恩来的双臂无法完全伸展，仅能完成写字、进餐和梳理头发的简单动作。苏联医生因此建议他应尽量增加受伤胳膊的活动量。周恩来便以放映电影作为锻炼的方式，频繁前往各单位播放他从苏联带回的影片。我亦常常随他前往这些机关。每至一处，我们都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

02

“骆驼”与“毛驴”

返抵延安之后，周恩来与叶剑英几乎日日参与中央会议。会议议程主要围绕听取周总理的汇报，深入探讨形势发展等重大议题，并对各项工作的部署与调整进行细致安排。

会议落幕之际，恩来言：“自离别重庆已近周年，蒋介石早已得知我重返延安。鉴于我久疏岗位，不便在重庆持续履职，我意欲即刻前往与蒋介石进行面谈。”

大约在5月10日，周副主席率领一众干部从延安启程，前往重庆。至7月底，他再度返回延安，并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在延安岁月里，恩来同志常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共话家常、共度欢乐时光，亦或携手游览。位于蓝家坪畔的一座窑洞，成了他们频繁聚会的场所，有人戏谑地称之为“废话公司”，实则是一座俱乐部。然而，也有人反驳道，纵然是闲谈闲论，却也蕴含着有益身心健康的智慧言辞。恩来同志深信，辩证法是革命的理论武器，世间万物无不遵循辩证之道。

在轻松的交谈中，我们不仅就各类话题展开讨论，交换信息，汲取彼此的优点，更深入地交流着思想与情感，从而让同志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和谐。

在延安时期，很难分辨出谁是高级干部，谁是普通干部。尤其是在周恩来同志面前，大家均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与他共事、同住，总能让人感受到无穷的活力与欢乐，绝不会感到生活的乏味、孤寂，更不会感到有任何束缚、拘谨或畏惧。他宛若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人心，让人愿意与他亲近。他总是抓住一切时机和可能，关心并协助同志们改造思想，提升认识，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他经常讲述一些趣味横生的轶事、寓意深刻的笑话和故事，引导年轻的同志们向他倾诉心中的烦恼和个人的愿望。此时，他不仅能为你提供智慧的点拨，帮你解开思想的结，让你豁然开朗，指引你正确思考问题；而且擅长帮你解决那些具体的实际问题。

1948年夏季，一名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违背了中央的决策精神，犯了本位主义的失误，内心郁结数日，迷茫无措。此后，他勇敢地找到了周副主席，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过错，并对错误表示了悔意。然而，他担心中央会得知此事，遂恳请周副主席能够为他周旋，并保证对其保密。

周副主席沉着审慎地审视了他的提问，洞察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他明确指出，这位同志绝不应向党隐瞒自己的过失，而应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否则，将导致错误累积，雪上加霜。在周副主席的引导下，这位同志终于卸下了心头的重担，放下了思想包袱，满怀喜悦地重返工作岗位。

我观察到，周恩来同志无论身处何种场合，无论讨论何种议题，不论对话对象是同志、朋友抑或敌人，在交流过程中即便出现激烈的争执，最终总能使对方心悦诚服，心情愉悦，仿佛获得了某种满足感。鲜有陷入僵持对立的尴尬场面，使得无人能够说出满怀怨气的言辞。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言：“原以为在与他的对峙中能够占据优势，然而最终却沦为他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四十年代，周副主席频繁穿梭于延安、重庆与南京之间，延安的同志们无不期盼他能多回家乡几趟。在那个时期，每一位同志都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充满关切。周副主席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上具有权威性，因此，每当他回到延安，总会为同志们带来报告，解答他们提出的众多疑问，消除各种困惑，提振人们的士气，巩固胜利的信念。正是由于这种做法，他总能准确把握实际情况，洞察问题的核心，精准把握干部们的思想动态。在听取汇报或是讨论国家大事时，他总是细致入微地关注着每一个具体事务和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我国总理职务的周恩来总理依旧秉持着旧有的传统和作风。1955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时刻，总理询问我：“你周六晚上会参加舞会吗？”我回答：“没有，我没有拿到入场券。”他露出惊讶的神色，稍作沉默后解释道：“我们为干部们举办这样的舞会，目的在于提供休闲、放松的空间，同时也是交流思想、增进了解的好时机。否则，大家平日里都埋头于机关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平时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深入交流、沟通思想了。”

数日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两张中南海舞会的邀请函。这一消息既让我感到意外，也令我心绪不宁。我究竟为何要说那两句多余的话语，给忙碌非凡的总理平添烦恼呢！

他对我的关怀不仅仅如此，对其他同志与朋友同样关怀备至。我仍记得，一位来自亚洲国家的驻华使节在与总理交谈时，对中国的地毯赞不绝口，认为其既美观大方，又柔软精细，充满弹性，他衷心希望能够拥有一块摆放在使馆客厅之中。然而，就在两天之后，一块制作精良的中国地毯便已送达使馆。这位大使曾告诉我，此事令他深受感动，对周总理的敬意更增几分，他表示此情此景他将永生难忘。

此类助人为乐之举，总理一生所行，难以尽数。纵使罗列无数实例，亦不足以充分展现总理在关怀与扶持同志及朋友过程中所克服的艰难险阻，所解决的种种难题。自青年时期投身革命，总理便立誓将身心全部奉献于党，献身于革命事业与劳动人民，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璀璨楷模。在探讨、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议题之际，总理始终未曾忽视或遗漏与工作人员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即便是细微末节亦不放过。因此，他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洞察人民群众的愿望，深知共产党人应解决的问题。总理那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严谨作风，以及诚恳热情的态度，正是他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他的行为自然得体，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从不自视甚高，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众人对他由衷的敬佩，源于内心的深处。

“恩来同志，您便是我们党内与革命队伍中的一位骆驼。”

“我们应当向恩来同志看齐，加强锻炼，锤炼意志，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以便为革命事业承担更重的责任！”

03

任弼时任中共秘书长

五月，周恩来同志离开发达的延安，聂荣臻与胡耀邦则一同乘坐毛主席的座驾，前往安塞的真武洞进行实地考察。这辆汽车，乃是海外侨胞慷慨捐赠给毛主席的救护车。聂荣臻同志此行的目的，是实地查看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筹备的会址。早在1939年年底，党中央便已做出筹备七大的决定。[1]原本计划在1940年的春夏之际召开，我们从莫斯科归来，亦是带着参加这一盛会的期望。然而，聂荣臻与胡耀邦在实地考察后，发现安塞距离延安较远，交通条件颇为不便。紧接着，皖南事变爆发，局势骤然紧张，我党陷入了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七大因此不得不推迟召开。

在弼时与富春的精心指导下，七大的筹备工作始终井然有序。在选址过程中，除了安塞之外，枣园后沟也曾被纳入考量范围。在那里，我们挖掘了窑洞，并建造了礼堂。后沟的保密条件优越，然而场地狭小，条件简陋，难以容纳众多代表，且仅有一口井，连饮水都显得不足。最终，我们将会议地点定在了中央的所在地——杨家岭。自1941年起，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的修建工程便开始了。鉴于严格的保密措施，许多人对在经济条件极为艰难的边区大兴土木表示不解。甚至有人因此对弼时和富春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奢侈浪费之举。直至七大召开前夕，众人才恍然大悟。

筹备会场之余，还需为与会代表安排住处。代表们抵达延安后，便集中入住中央党校的一部与二部。而一项更为繁重的任务是选举大会代表并审核其资格。当时，我党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块规模不一的根据地，却无一例外地深陷于日寇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与分割包围之中。为了安全抵达延安，代表们必须穿越重重封锁线，克服重重艰难险阻。途中，短则数月，长则一年，甚至有从遥远的海南岛出发的代表历经一年半才抵达延安。代表们抵达延安后，便集体入驻中央党校一、二部，展开学习，进行整风，以期统一思想认识。正因如此，毛主席曾指出，七大实际上自1942年便已开始筹备。

审视代表资格的工作既庄重又繁复。在一场与一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中，这位书记身为七大代表，其过往存在若干疑点。弼时嘱我一同参与此次谈话。在交流过程中，我察觉到该同志言辞间有所虚构，心中不禁焦虑起来，然而弼时却保持着镇定，耐心倾听。毕竟，当时尚存疑虑，尚无确凿凭证。然而，七大闭幕之后，经过数度交谈，他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曾有过被捕的经历，并在被捕后主动进行了自首。

弼时为七大筹备倾注心血。

1940年春末夏初，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任命弼时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这一任命并未即时对外公布，直至1941年9月方始正式对外宣布。[2]弼时同志自“八七”会议起便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履历中曾历任团中央书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以及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积累了深厚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同年10月与11月，我有幸随弼时、张闻天等同志迁往杨家岭，与毛主席同住，其目的在于便于弼时同志更直接地协助主席，更高效地推进中央领导工作。

弼时任担任秘书长一职，实则肩负着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的主要职责。彼时，张闻天担任书记一职，然而他的热情倾注于理论研究之中，对于日常的组织与行政事务，他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太予以重视。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闻毛主席强调，若对事务只是抓而不紧，实则等同于未曾抓起。此言甚为精准，切中要害。

弼时对张闻天怀有深厚的敬意，遇事总喜欢与之商讨，弼时担任秘书长后，这种情形更是愈发明显，两人间的关系亦愈发融洽。1942年伊始，张闻天主动请缨前往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自此，中央书记处之日常事务全权交由弼时打理。此外，他还兼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以及西北局的相关事务。在这一时期，他在党的建设工作中贡献良多。

首先，他着手整顿并完善了中央机构的设置与工作制度。尽管中央机关已迁至延安数年，但日寇隔着河对岸虎视眈眈，敌机频繁空袭；胡宗南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将边区团团包围，每日制造摩擦，迫使我们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此，当时各机关始终保持警醒，采取了一种游击式的运作方式。中央机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以及西北局均设在蓝家坪，然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各自负责各自的领域。总书记张闻天主管理论宣传、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陈云负责中央组织部；李维汉则负责统战工作。西北局的领导是高岗和贾拓夫。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彼此之间并无统一。

我们搬迁至杨家岭不久，军委一位姓李的秘书派遣警卫员递来一张纸条，条上写着：“弼时同志，闻君处有英文打字机，恳请速速送来。”在苏联，此类情形绝无仅有。我瞥见纸条，便怒火中烧：“此人之狂妄，竟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弼时却笑言：“不必理会，过几日他自会来取。”

那时的供应体系尚不完善，人们往往只能抓到什么就吃什么。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形象地概括了这种状况：“愿不愿意出力，一斤半（指的是小米）便是报酬。”

弼时就任秘书长之始，首要举措即是组建中央办公厅，亲自担任主任一职，并指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副主任。李富春同志以其卓越的行政管理能力而著称。中央办公厅下辖秘书处，由王首道和曹瑛（亦名石磊）共同负责；行政处则由邓洁负责。弼时对党的档案工作极为重视，于秘书处之下特设材料组，以保障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与高效。

紧接着，弼时负责统筹全局设计，而富春则负责具体执行，成功构建了干部供应体系。该体系规定，每位干部每年将获得一套冬装和一套夏装，并制定了各级干部的津贴标准（尽管津贴从未实际发放）。在中办机关，他们还建立了行政和工作制度，明确了各机关间的相互协作关系，并设立了收发和会客等规章制度。此外，还建立了财务会计制度。

富春掌管着中直系统的财政大权，所有单位的经费支出均需经他审批。他几乎每日都会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阅后便交由弼时处理。弼时则将批件交由我负责整理、安排及保管。面对难题，弼时始终给予富春坚定的支持，并亲自出面协调解决问题。中央财政遇到困境时，弼时与富春便积极寻求各地方和各部队的支持，筹集所需资金。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攀升。一方面，中央机关自身的开销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需派遣大量人员前往东北各地，相关经费亦需由中央财政承担。这一状况使得原本就紧张的中央财政更显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各地为推进工作，也未能及时向中央提供拨款支持，中央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向部队寻求解决方案。翌年初春，弼时邀请军委供给部负责人邓典桃以及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共同商讨如何解决中央机关经费的燃眉之急，并期望军委能够伸出援手。邓、杨二人欣然应允，并迅速采取行动，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随着一整套规章制度的逐步确立，各部门之间的行政关系迅速厘清，工作流程趋于规范。我们有效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延症，摒弃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作风。这一系列变革显著提升了工作效率。中央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随着中办系统步入规范化轨道，弼时同志随即着手对中央各部委进行整顿。至1942年至1943年间，他将各部委的领导层集中至杨家岭地区办公，随之而来的是各单位工作迅速实现了规范化。

受中直机关的带动，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由萧劲光主掌的留守兵团、贺龙指挥的联防司令部、高岗与贾拓夫执掌的西北局，以及林伯渠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各项事务亦逐步迈向规范化。

为深化调查研究，促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度融合，弼时同志在中办设立政策研究室，由王若飞同志担任主任，负责政治理论、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研究。同时，中办亦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由王稼祥同志执掌。我及王子野等同仁亦加入了该研究室的行列。毛主席对此项工作极为关注，亲自筹备并动员王稼祥同志出任主任，并亲自出席国际问题研究室的成立大会。然而，王稼祥同志对此项工作兴趣寥寥，导致该室的工作进展缓慢，基本未得到有效开展。

弼时不仅积极倡导并推动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旨在提升党员们的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更以身作则，亲自加入学习小组，带头深入钻研经典文献，积极探讨问题。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他坚持每周赴马列学院参加哲学研讨会的活动。该研讨会由张闻天主持，汇集了众多学者和哲学工作者，如艾思奇等，并由温济泽担任组长。弼时的榜样作用也激励和带动了其他领导同志，包括朱德总司令等。

弼时先生的另一项重要贡献，便是对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悉心指导。此前，西北局的工作主要由王明负责引领，然而，他的政策和思想与实际情况脱节。西北局书记高岗曾向毛主席直言：“我们原本以为苏联的飞机为我们带来了福祉，却未曾料到这竟是一场灾难的开始。”1937年11月，王明搭乘飞机返回延安。毛主席由此洞悉了高岗的言外之意。自1941年起，党中央和毛主席便决定让弼时接手指导西北局的工作。

驻扎于南门之外的西北局，我时常伴随弼时同志出席西北局常委会。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如期召开，历时整整八十八日。此次会议规模宏大，参与人员众多，仅边区党政军民中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便有三百余人，此外，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以及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亦莅临会议旁听。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到场发表讲话。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弼时同志对此极为重视，早在会议召开前的数月便着手筹备，为确保会议筹备工作的万无一失，弼时同志更是亲自驻扎于西北局。

高干会致力于解决三项核心议题。首先，旨在廓清历史遗留的疑虑与困惑；其次，着重于强化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不仅涉及西北局内部的团结，亦涵盖与各兄弟单位的协作与联盟；最后，聚焦于方针、政策及策略的制定与优化。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现状，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异常情况相当严重。尤其是在边区的党政军民学各个层面，都曾出现或仍存在不尊重边区党的领导核心——西北局，以及追求独立性的不当行为。”

“若留守兵团归中央管辖，则后勤保障应由中央负责；若非如此，则应由西北局负责。”鉴于当时中央的实际情况，无法全面接管，只得将责任交予西北局。高岗与众人关系紧张，唯独对贺龙颇为敬畏，因此西北局与联防司令部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保持良好。

在本次会议中，西北局未来工作方针的调整尤为显著。弼时指出，自抗战以来，我国已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边区作为前线后方，虽遭受敌人空袭与河岸炮击，但其铁蹄尚未触及边区领土，力量亦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间的武装冲突已告停歇，虽偶有武装冲突，但并未破坏双方的抗日联合。在这和平的条件下，边区的发展对我们而言极为有利。“因此，在当前的和平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核心任务便是发展建设，充分发挥我们所能，致力于区域的建设与发展。” [6]

他明确阐述了建设的路径与具体内容，强调：“边区继承了旧社会的遗产相对贫瘠，这里是一片广袤却人烟稀少的土地，经济与文化的滞后显而易见。”[7]“我们必须从实际可能性和迫切需求出发，依据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推进必要的建设。就目前而言，最可行且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生产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满足数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需求，提升一百四十万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发展生产已成为我们当前工作的核心环节。”[8]

弼时将生产建设提升至巩固政权的关键层面进行审视。他指出：“自我们掌握政权以来，首要之务不仅是维系这一政权，确保其免受敌方侵扰，更在于组织民众的经济与文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唯有推动经济发展、繁荣生产，让民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政府方能实现富裕，进而有力地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同样，只有在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激发民众对政权的拥护以及参与各项建设事业的热情。”[9]他赞誉三五九旅、保安部和警备一旅第一团在生产建设上的严谨态度。他提出的建设基本方针为“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兼顾公私、兼顾军民”。弼时的这次讲话，对于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经济难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辛劳导致弼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45年，苏联医生米大夫为中央主要干部进行体检时，发现弼时患上了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医生随即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认为弼时的病情相当严重，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际，他毅然留在陕北，即便身患重病，也坚持着工作。

1947年，在山西三交的岁月里，贺龙曾向我提及：毛主席曾言，有人致力于向外拓展，而有人则专注于向内深掘。贺龙以两个典型事例进行阐述，指出康生性格外向，热衷于追求名誉与地位，行事张扬；而弼时则属于内向型，他更注重内在的修炼，致力于提升个人思想境界、加强自身修养，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自我。

十六岁的弼时投身革命，自此便勤勉不懈，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他的作风沉稳、内敛、庄重且老练圆融。1943年，临别之际，弼时曾与我长谈，对我直言不讳，指出我性格中过于直率，言辞生硬，缺乏变通，并叮嘱我今后在与他人交往时，应更加柔和，处理事务时亦需更加灵活。我言道：“疼痛已有所减轻，不再那么刺痛，或许有人皮肤较为坚韧，难以感同身受。弼时同志在党内斗争和社会经验方面都颇为丰富，因此他对我的这一忠告尤为中肯。”

弼时同志党性坚定，秉持原则，品行端正，秉持公道，绝不偏袒私情。通常而言，在他面前，那些品行不端者、缺乏常识之人，均不敢轻率行事，妄为胡为。康生敬畏弼时，因他正气凛然。

江青对弼时心怀不满，甚至达到了痛恨的地步，然而她只能将这种情绪暗自郁积，不敢公然提出。自1941年中直机关迁至杨家岭，江青便因人声鼎沸而心生厌烦，直至1943年，她才与毛主席一同迁往枣园居住。在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将江青送往中央党校，交由副校长彭真负责审查其党籍。江青表现得相当低调，不敢妄为。七大之后，所有被审查的干部均已完成结论，江青也不例外，恢复了党籍，组织生活亦得以恢复，此后她逐渐变得嚣张跋扈。她性格古怪多变，时常提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要求。她深知毛主席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国家与党的重大事务，但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她故意制造纷扰，干扰毛主席的工作。我担任中办主任后，为确保毛主席能够专心致志于工作，不得不尽力满足江青的各项要求。江青声称身体不适，要求穿着宁夏特产的滩羊羔皮制成的皮衣、皮裤。当时宁夏处于马鸿逵的统治之下，若需采购宁夏物品，须动用保安处的外勤力量。她所需之阿胶，通过关系在山东购得，再经香港、重庆的办事处辗转，方才运抵延安。

弼时曾两次对我提出批评，强调：“既然照顾了主席，也就等同于照顾了她。然而，我们不能只偏袒她一人，蔡大姐、邓大姐、康大姐等人又该如何呢？”他坚决拒绝了江青超出常规的要求，这使得江青对他怀恨在心。在枣园期间，江青曾多次抱怨：“哎呀，秘书长可是掌权之人，弼时同志虽然是个好人，但似乎有些暮气沉沉，处理事情也不够利落！”

抗战胜利之际，江青曾两度赴重庆。在其二次重庆之行中，未悉其购置何物，却耗用数百万法币，意图向中央特会科报销。特会科科长赖祖烈便前来征求我对该笔款项的审批意见。我坚决予以拒绝，并言：“数额颇巨，宜待详情明了后，再做决定。”

“专项资金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了解吗？”面对我的追问，江青沉默不语。当时，毛主席正坐在隔壁的窑洞内。江青情绪激动地吵闹起来。我怒火中烧，与她激烈争吵。主席则在窑洞前来回踱步。我一怒之下，将桌子掀翻，愤然离开，桌上的边币散落一地。由于得到了弼时的支持，江青无法对我采取任何行动。随后，毛岸英过来整理了房间。此事后便无疾而终。

江青生性阴险、心地狠毒，谄以貌恭、惯于进谗，不择手段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混淆黑白。即使如此，主席对弼时仍是十分信任的。在西柏坡时，主席到弼时住处同弼时长谈过几次。主席访苏时，也专门到皇宫（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弼时，并极力安慰他静心养病。弼时去世后，毛主席挥笔题词：“任弼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得势，弼时的家属、亲戚都遭到了迫害。

“你热情洋溢地表达，我怎能泼你冷水？”我感慨地说：“你如此耐心倾听，让我深受感动，但这也占用了你宝贵的时间。”他解释道：“倾听下属汇报，了解情况，是领导干部应尽的基本职责。”这句话富含深意，让我长期深思，同时也对众多领导干部具有启示意义。

由于弼时擅长与干部、群众商讨问题、倾听意见，并乐于采纳他人之见，因此他的指示与建议往往能被准确无误地执行。他对干部充满信任，充分授权，让他们在工作中磨砺才华，发挥创意。然而，一旦发现干部存在不足，或工作中出现偏差与失误，他总能及时正面指出并纠正，使干部易于接受并改正，绝不让问题累积成山，最终累积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他强调，对干部的真正关爱与实际援助，在于他们在工作一切顺利时给予警示，如同对奔跑过快的人大声呼喊，提醒他们避免跌倒。当干部在某一环节有所疏忽，显现出犯错的迹象时，他便会及时提醒，促使他们自觉注意并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帮助远比事后为其辩解更为有益！面对犯错的干部，他从不严厉斥责，更不会冷嘲热讽，更不会进行斥责与谩骂。

“我看你就是一个不老实的人！”这样的言辞之重，我此后再未听闻。

在弼时的眼中，对于每一位革命同仁，无论其犯下何种过失，他肩负的使命唯有两项：一是彻底剖析问题，明辨是非，予以妥善解决；二是协助干部端正思想，提升认识，纠正错误，勇往直前。他从不轻率地放弃他们，更不会一棒子打死。众多干部，尤其是那些犯错者，或是面临困境的干部，常常愿意向弼时倾诉，寻求他的帮助。面对这类问题，无论是调解、斡旋，还是批评、纠正，亦或是给予相应的处分，弼时总能做到合情合理，恰到好处。总的来说，凡是他经手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对待干部或群众，决不能采取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让他们心生畏惧；如果因为恐惧而变得胆怯、疏远，不愿吐露真言，那么就无法真正了解实情，也无法澄清问题。确实，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乐于接近弼时同志，认为他平易近人、可亲可敬，愿意向他倾诉问题，尤其是那些不便向他人透露的心里话、苦衷和隐私。这种信任是多么难得啊！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弼时为“我们党内的妈妈”！他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然而干部们往往不知情，因为弼时历来不将这些挂在嘴边。

无论弼时踏足何方，调查、了解实情，倾听民众心声，关注他们的困苦，并竭力为他们解决难题，这已成为他的固有习惯。1940年五月，弼时与富春共乘一辆车前往真武洞视察七大会址，途经安塞县侯家沟门时，车辆停靠在一所小学门前，随即步入校园，深入了解学校情况。交谈中，得知该校的女教师姓贾，来自陕西韩城，她的女儿名叫师秋朗。鉴于弼时对吾家情况的熟悉，经过仔细分析，他认定她们便是与我离别十五载、音讯全无的妻女。于是，他将她们带回延安，让分离十五年的我们全家得以重聚。这份感激之情，实难言表。

“一切成果都是通过辛勤的劳作得来的。现在，家人们都下田劳作，而我则负责家务。农忙时节，我也会加入田间劳作，与丈夫们并无二致……”这番质朴无华的言辞，深刻揭示了令人深思的道理：我们党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1948年三月，党中央由陕北迁往河北西柏坡。途中，弼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山西的临县、兴县、神池、五寨、代县，以及河北的建平和平山等地，他每到一处便与干部、群众交流，所探讨的问题多集中于土地改革、生产发展、民众生活、党群关系等方面，以及我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的状况、成效与反响。然而，彼时弼时的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化，病痛折磨着他，但他仍尽力兼顾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坚持工作，即使在离世的前夜，也牵挂着抗美援朝事宜，持续关注形势，并考虑召开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会议，以整顿和解决组织工作中的问题。

1950年10月27日，正当他年仅四十六岁时，任弼时不幸被残酷的病魔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这一事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所遭受的首次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注释】

[1]自1937年12月23日起，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并随即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筹备委员会内部设有秘书处，成员包括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及王明。

[2]在1940年的5月至6月间，任弼时担任了七大筹委会秘书长的要职。随后，于1941年9月，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的秘书长。

[3]《任弼时选集》一书，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版本，具体内容见第256页。

[4]林老，亦即林伯渠先生，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职务。

[5]《任弼时选集》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版本，第267页。

[6]同文，第278页。

[7]见前文，第279页。

[8]见同书第279页。

[9]《任弼时选集》收录于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版本，具体内容见第281页。